发掘与实践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


——读郭齐勇《儒者的智慧》有感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“大家小书”是“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”。“大家小书”的特点,袁行霈先生在“总序”里讲的很清楚:“大家小书”,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,包括两方面的含义: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;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,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,只是就其篇幅而言,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,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如郭齐勇著的《儒者的智慧》,不仅系统解读了传世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《礼运》《王制》诸篇以及出土儒家文献《五行》和《论语》中“亲亲相隐”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,还系统梳理了“新儒家三圣”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的人格境界及学术影响。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“儒家的学问不是纸上的东西,不是书桌上的东西,它要躬行实践,它是我们内在的修养,自然体现、呈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与待人接物当中。”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博士生导师郭齐勇教授认为,现代新儒学思潮,大体上有三代学人。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等先生,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,属于一个“文化共同体”。不同于一般书斋里的学者或只知“子曰”“诗云”的迂腐儒生,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更加关注现实,注重“知行合一”。不仅在中国社会问题上,对中西文化他们也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作为现代大儒,熊、马、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活的精神,“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。”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国家生命所系,实系于文化,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。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,由自己体究,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,成立一个体系,名为思想。“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,思想独立,学术独立,精神独立,依自不依他……(熊十力《十力丛书:十力语要》)”,“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,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、独立创造之风气。(熊十力《与友人论张江陵书》)”郭齐勇教授认为,“三先生的全部工作……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……重建儒学的本体论,重建人的道德自我,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。”尽管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三先生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而不可终遂,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。他们以民间书院(如梁先生的勉仁书院、马先生的复性书院)为依托,或谨以信义相维系,构成了某种“文化共同体”:梁、熊、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,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,成为一个学术群落。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为政者治国,不仅仅局限于强制,这是儒家的理想。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言,我国“是一个以礼治为主的国度。法制也非常好,但是法制如没有文化礼乐,没有这样一个价值系统,寡头的法制是非常危险的”,“我们的法还要根据于我们的情、人、人性。”证之于史,此言不虚。西汉文史散文家桓宽根据昭帝朝“盐铁会议”整理编著的《盐铁论》中不但记录有法家和儒家的辩论,还从《春秋繁露》《公羊传》里“推衍”出父子相隐——地节四年,宣帝诏曰:“自今子首匿父母、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,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、夫匿妻、大父母匿孙,罪殊死(不判死刑),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“亲亲得相首匿”不仅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原则和制度,还为后世法律所沿袭。至清末、民国之法,所规定的亲属匿罪、拒证特免权,都是对“亲亲得相首匿”的继承与发展。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,在历史上一直有一种生活化的存在形态,这是其所以能因应时变不断自我调整,垂两千余年而不坠的活力源泉。在《儒者的智慧》中,郭齐勇教授既对郭店楚简、上博楚简等“地下之新材料”,与经学诠释方式、中国哲学的关系予以讨论,又与传世文献相比照,以严谨的学风讨论了先秦经典与天道观、天命论、心性论与身心观等儒家精髓,还较全面地研究并体悟先秦各家关于三材之道、终极信仰,并在《郭店楚简〈五行〉的身心观与道德观》一文中辨析“仁之思”、“智之思”、“圣之思”的关联,揭示圣德相对于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,见解颇为独到。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儒者,郭齐勇教授数十年来沉浸于对中国传统文化,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。在“王阳明与《传习录》”“《中庸》及其现代意义”“再论‘五行’与圣智”“‘亲亲相隐’与‘大义灭亲’的伦理与法理之反思”等篇章中,郭齐勇也不是简单地爬梳“新材料”,而是以独特而多维的视野与方法,予以新的发掘、研读与诠释。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陈寅恪先生亦有言,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,以研求问题,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”我认为,《儒者的智慧》不仅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,还生动地诠释了当代儒者的责任与使命。(刘英团)  (本文来源于淮南网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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